贞观元年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正直的君主任用了臣，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；忠直的臣侍奉昏庸的君主，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。只有正直的君主和忠直的大臣相共事，如鱼得，那么天下才可以平安无事。我虽然不算明君，幸亏你们多次匡正补救过失，希望凭借你们直言鲠议，以实现天下太平。”谏议大夫王珪回答说：“我听说木材弹上墨线就能锯得笔直，君主听从规谏就能成为圣明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必须设诤臣七人，说的话如不被接受，就一个接一个地以死相谏。陛下开拓思路，采纳臣民忠言，我等在不避忌讳的圣朝，实在愿意把愚昧之见都讲来。”太宗称赞他说得好，下诏规定今后宰相商量理国家大事，必须让谏官跟着来，听一听如何理，有话敞开说，皇上一定虚心采纳。

译文

贞观十六年，太宗谓房玄龄等曰：“自知者明，信为难矣。如属文之士，伎巧之徒，皆自谓己长，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，商略诋诃，芜词拙迹，于是乃见。由是言之，人君须得匡谏之臣，举其愆过。一日万机，一人听断，虽复忧劳，安能尽善？常念魏征随事谏正，多中朕失，如明镜鉴形，恶必见。”因举觞赐玄龄等数人勖之。

朕每闲居静坐，则自内省，恒恐上不称天心，下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谏，令耳目外通，下无怨滞。又比见人来奏事者，多有怖慑，言语致失次第。寻常奏事，情犹如此，况谏诤，必当畏犯逆鳞。所以每有谏者，纵不合朕心，朕亦不以为忤。若即嗔责，恐人怀战惧，岂肯更言！”

贞观十五年，太宗问魏征曰：“比来朝臣都不论事，何也？”征对曰：“陛下虚心采纳，诚宜有言者。然古人云：‘未信而谏，则以为谤己；信而不谏，则谓之尸禄。’但人之才各有不同，懦弱之人，怀忠直而不能言；疏远之人，恐不信而不得言； 怀禄之人， 虑不便而不敢言。所以相与缄默，俯仰过日。”太宗曰：“诚如卿言。朕每思之，人臣谏，辄惧死亡之祸，与夫赴鼎镬、冒白刃，亦何异哉？故忠贞之臣，非不竭诚。竭诚者，乃是极难。所以禹拜昌言，岂不为此也！朕今开怀抱，纳谏诤。卿等无劳怖惧，遂不极言。”

贞观十七年，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：“昔舜造漆，禹雕其俎，当时谏者十有余人。之间，何须苦谏？”遂良对曰：“雕琢害农事，纂组伤女工。首创奢，危亡之渐。漆不已，必金为之；金不已，必玉为之。所以诤臣必谏其渐，及其满盈，无所复谏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言是矣。朕所为事，若有不当，或在其渐，或已将终，皆宜谏。比见前史，或有人臣谏事，遂答云‘业已为之’，或‘业已许之’，竟不为停改。此则危亡之祸，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明智的君主能时时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并且不断加以改，然而昏庸的君主总是力图掩饰自己的短，蒙蔽视听。像隋炀帝，他自以为是，对自己的缺视而不见，又拒绝别人的意见，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于直言不讳了。大臣虞世基不敢直言，或许这算不上什么大罪过。商代的时候，箕假装发疯来保全自己，孔还

唐太宗容貌威武严肃，百官中觐见的人，见到他都会张得举止失常不知所措。太宗知情况后，每当见到有人奏事时，总是和颜悦的样，希望能够听到谏诤，知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贞观初年，太宗曾对公卿们说：“人要照见自己，一定要有明镜；一国之主要想知自己的过失，一定要借助于忠臣。君主假如自以为圣明，臣下又不去纠正，要想国家不倾危败亡，能办得到吗？于是君主失掉他的国，臣下也不能独自保全他的家。至于像隋炀帝残暴，臣下都把嘴闭起来不讲话，最后终于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灭亡，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。前事不远，你们今后每当看到事情有不利于百姓的，必须直言规劝谏诤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