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的用意，天真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，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正因为对他有怀疑的用意，所以我变得胆怯和犹豫不决了。

有一天，因为下了一场冰冷的雨，我们比平日回来得早些，于是我鼓足勇气，在同我父亲的谈话中，提出了这个使我忧虑、苦恼的问题。

我还刚开个头，才只说了一两句话，父亲的眼睛便把我死死地盯住了。他肯定是想从我的眼睛里搜寻出一些东西来。平时只要我偶尔在谈话中刺痛了他，他也总是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看的。然而这一回，我顶住了他的目光，比我希望在这一时刻所应有的表现还要坚毅得多、沉着得多。

我相信父亲已经被我激怒了，他决不会让这件事情善罢甘休的，所以我不安地瞧了一眼马西亚，他正在听我们说话，但又装出一副并不在听的样子。我的意思是要让马西亚自己明白，他要我冒这样的危险是何等愚蠢。但是，我判断错了，出乎我的意料，父亲的一脸怒容很快消失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微笑，微笑中固然夹杂着冷酷无情和不怀好意的神气，然而微笑总归还是微笑。

“我们能够把你找口来，靠的就是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向人说明你被偷走时所穿的小衣服；花边小软帽啦，镶花边的小内衣啦，尿布、法兰线长袍、羊毛袜子、毛线小鞋子、白色开司米绣花连风帽小大衣啦，等等。我一直对绣在你小内衣上的‘弗·德’这个记号寄于很大的希望；‘弗·德’是弗朗西斯·德里斯科尔的缩写，也就是你的姓名的缩写；但是这个姓名编写被偷走你的女人剪掉了。这个女人很细心，希望别人永远找不到你。我不得不向人出示你的洗礼证书，这证件是我在我们本堂区的教堂内抄录下来的；我出示过以后，人们又把它还给了我，现在仍由我妥善地保存着。”

说完，他用一种在他身上罕见的殷勤在抽屉里翻寻起来，从里边很快抽出一张盖了几枚图章的大纸。他把那张纸递给了我。

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，问道：

“要是您同意，就让马西亚给我翻译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

马西亚总算好歹把它翻译了出来，那上面写着，我生于八月二日星期四，是帕特里克·德里斯科尔和他的妻子马格丽特·格朗热的儿子。

我还有什么好问的呢？

然而马西亚并不满足。晚上，当我们回到大车以后，他弯下腰，象他平常有什么秘密要对我说的时候那样，悄悄地对着我的耳朵说：